京城。
乾清宫内，崇祯皇帝的心情还沉浸在建州大捷的喜悦之中。
今年前有遵化大捷，后有建州大胜，不管是君臣，还是百姓，都认为建虏日薄西山，支撑不了几年了。
崇祯尤其高兴，认为是自己对东江镇的大力扶持，才终于扭转辽东局势，平辽已不是空话，而是将要实现的目标。
毛文龙的奏疏也已经呈到御案，主要是两点，一是授予指挥辽镇的权力，二是辽饷由东江镇转运分配，以便钳制辽镇。
此时，在殿内躬身肃立的是内阁首辅周延儒、次辅温体仁，以及兵部尚书梁廷栋、户部尚书毕自严。
不是正式的朝会，而是崇祯皇帝召集相关重臣，进行了一次御前征询。
“毛文龙奏疏所言之事，众位卿家以为如何？”崇祯缓缓说道：“若两镇合并，东江镇人强马壮，毛文龙保证能在三年内击败建虏，将其逐出辽沈。”
毛文龙没敢用平辽来刺激皇帝，唯恐袁崇焕的“五年平辽”还在皇帝心中留下了阴影。
而逐出辽沈这样的字眼，也比平辽更有转圜余地，对毛文龙、郭大靖，以及东江军的压力要小一些。
“己巳之变”后，朝堂震动，温体仁与周延儒联手，借着皇帝对袁崇焕的愤怒，弹劾曾支持袁崇焕的钱龙锡，并将亲东林党的阁臣韩爌、成基命也拉下马。
所以，这两位首辅次辅，连带着兵部尚书梁廷栋，都是今年八九月份才新鲜出炉的。
周延儒最善体察崇祯的心意，知道这位万岁爷对钱特别敏感。当初宁远兵变时，群臣要崇祯动用内帑，只有他另辟蹊径，博得崇祯的好感赏识。
于是，作为首辅，周延儒率先奏道：“辽镇之守宁远，原为关门缓冲。但时势易也，建虏为东江镇压制于辽沈，已无力西顾。况东江军战力强悍，若有坚城可恃，一万人马足以守城。微臣以为，可应允毛文龙所奏。”
为了打消朝廷对关门安危的担忧，毛文龙在奏疏中表示，如果能够合并辽镇，东江镇可派兵驻防宁远，只需一万兵马即可。
现在的三万关宁军，改成一万东江军，自然节省了很大的粮饷。
而且，毛文龙还承诺，合并辽镇后，裁弱留强，只保留两万，并主动提出辽饷限额一百六十万，不足由东江镇自行筹措。
只要朝廷允许东江镇继续以商补军，继续给移民辽东以支持和帮助，继续让东江镇的政策在辽东施行，并把粮食拔付给东江镇，其它的就不用管了。
在袁崇焕主政辽东时，辽饷已经增加到二百八十万两，朝廷的财政收入才五六百万两，崇祯不得不拿出内帑来补贴。
可毛文龙的条件不是加码，而是主动为崇祯减轻负担，省下了他的内帑，还解决了他甚为怨恨的辽镇。
温体仁作为内阁次辅，与周延儒表面上“同心秉政，相得甚欢”，但其野心甚大，觊觎着首辅之位。
只不过，他刚入内阁不久，并没有表露出对周延儒的取代之心，还禀持着淡泊名利，不与人争权夺利的人设。
而且，作为毛文龙的同乡，温体仁还有着另外的心思。那就是交好毛文龙，以为外援。
文官交结武将，本是大忌。可要是首辅的话，外没有武将挣军功，也坐不稳那个位置。
比如张居正任首辅时，便有戚继光和李成梁。相互利用也好，戮力同心也罢，却给温体仁以很大的启示。
所以，温体仁躬身奏道：“周大人所言极是，微臣附议。”
话不用多，此时还不是与周延儒争风头的时候，温体仁还要等待时机。
“微臣附议。”眼见内阁大佬都表了态，兵部尚书梁廷栋也躬身附和。
户部尚书毕自严奏道：“启奏万岁，毛文龙自请减饷，可见忠心。然每年一百六十万军饷，朝廷负担也甚沉重。”
崇祯皱起了眉头，内帑还是有些，可他却实在不想拿出来。
梁廷栋奏道：“今日闾左虽穷，然不穷于辽饷也。一岁中，如朝觐、考满、行取、推升，少者费五六千金，合海内计之，国家选一番守令，天下加派数百万。”
“巡按查盘、访缉、馈遗、谢荐，多者至二三万金，合天下计之，国家遣一番巡方，天下加派百余万，而曰民穷于辽饷，何也？”
“臣考九边额设兵饷，兵不过五十万，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，何忧不足。故今日民穷之故，惟在官贪。使贪风不除，即不加派，民愁苦自若；使贪风一息，即再加派，民欢忻亦自若。”
什么意思，很简单，兵食不足，那就加赋。
梁廷栋认为官员贪婪是根本原因，杜绝贪风，加派对老百姓也影响不大。如果官贪不除，不加派，老百姓也是贫困的。
这话对也不对，贪腐之弊确实应该大刀阔斧地铲除消灭，但在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前，加派赋税，岂不是把本已穷苦的百姓推到水深火热之中？
深究起来，这就是虚的扯淡话。皇帝得到了心理安慰，也有了加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但却万万等不了先整肃贪腐的时间。
而且，整肃贪腐谈何容易，对于积弊丛生的大明，没有雷霆手段，没有过人的担当，哪里又能成功？
说白了，就是找个借口，把加赋的危害转嫁，忽悠老百姓，并给蔓延的民乱火上浇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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