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底，陕西也是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反抗运动，这次反抗镇西军统治的反叛也是几乎连蓄力的时间都无，规模就直接达到最大。几乎各个地方都出现鼓动百姓闹事和冲击衙门的行动，但是让北京朝廷失望的是，看似规模巨大的反抗行动，却是虎头蛇尾，几乎连个泡沫都未翻起，就被快速镇压而下。
虽然缙绅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，但是消息传到北京，却是产生了另一个让朝廷欣喜的副作用。那便是，原本还对镇西军抱有好感的士子们，几乎是一夜间全面转成对立！在朝廷看来，士子和缙绅才是国家的柱石，易飞如此倒行逆施，完全将缙绅阶级推向了对立面，恐怕是亡无日矣。
一时间，就连对国事都已经快要绝望的崇祯，也是再次恢复了斗志。只要缙绅阶级还在自己这边，那大明依旧是可有用武之地。但是如今的朝廷已经不是三百年前那般如日东升，如今的朝廷甚至连让官军保持最基本的忠诚的手段都已经快要丧失，那就是巨额的钱粮，没有粮饷下发，这些官军的士气也是十分的可疑。而在镇西军不断的崛起之际，尤其是在这一次将建奴主力几乎聚歼于山西，威势更是一时无两。
在这种威慑下，官军的忠诚性也就变得极为可疑。可能唯一让他们还未叛变的原因，也是因为大明数百年来的积威，但是不同于崇祯的乐观，文武大臣却是觉得数百年的积威可能也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。他们普通认为，官军没有叛变也只是因为镇西军并没有开到他们驻守的地盘，一旦镇西军大举东来，估计这些早已经被缺粮少饷，甚至卖儿妻女为生的官兵可能第一时间就会倒向镇西军。
有感于军心民心都已经动荡，崇祯皇帝也是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行径。
十二月初，御史杨仁愿上书，请命朝臣犯罪由刑部明正典刑，禁止东厂私下秘密逮捕。崇祯皇帝同意了，并说：“东厂所抓的，仅限于‘谋逆乱伦’。其余犯法人事，自有法司机关处理。”同时也以此告诫锦衣卫，注意点儿。
同时，为了保住唯一还在朝廷手中的北方省，崇祯发二万库银赈济山东，免崇祯十三年以前欠税，谕令有司如仍征缴者明正典刑，百姓欢庆。同时，崇祯也是第一次开始正眼看普通百姓，命京伊赐京城贫民米布。在朝廷大军收复开封、河南、归德、汝州四地之后，崇祯也是大度的免开封、河南、归德、汝州四府去年田租，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好收的了，四地百姓几乎千不存一，想收也收不上来。
为了表明朝廷与野蛮对付士子的易飞不一样，崇祯更是谕令各省停刑三年，同时释放黄道周，官复原职。同月，以刘宗周为左都御史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崇祯也是深感北方已经是不能呆了，也是开始小心的为南下做准备。而通过这些年的历练，崇祯也是终于明白什么样的臣子才是好臣子，大肆起复历年来因言获罪或罢官的官员，更是起复马士英兵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提督凤阳，为了日后南下做准备。
要说如今崇祯最恨的是谁，那绝对是与卢象升之死有关联，哪怕是稍有关联的官员！杨嗣昌被抄家灭族，主犯已死，但是陈新甲这个伙同之辈，如今也是被崇祯抓到把柄，直接以接连丢城失地，诛兵部尚书陈新甲。周延儒上言说：“古法讲，敌人不兵临城下不杀军事长官。”崇祯皇帝愤然说：“别的边疆就不提了，接连失陷七位藩王，难道不甚于兵临城下吗？”
对于崇祯铁了心要杀陈新甲，百官莫不敢言。如今的崇祯已经再不复往日的稚嫩，杀伐果决，政事也是处理的更为圆滑和老练。虽然众多的臣子心中忧惧，但是惟黄道周为首的一心为国的大臣却是各个热泪盈眶，均是觉得大明中兴依旧有望！
同月，崇祯更是再次下罪己诏。不同于上次给人一种流于表面，甚至推托于臣下的装模作样，这次下罪已诏却是闻之让人声泪俱下，将崇祯十数年来各种害民之政也是齐齐历数，尽数归罪于自己。
同月，新任左都御史刘宗周上书“言六事”：一、京城建书院，明圣道；二、焚锦衣卫刑具，专听法司；三、崇国体，不得私侮大臣；四、清奸佞，立毁一切匿名文书；五、清官箴，整肃京官外官交际；六、肃吏治，特别针对巡抚御史回道考察。”
应该说，这六条都切中时弊，但激切之下未免太过流于书生意气了。所谓建书院、明圣道，所谓崇国体尊大臣，所谓清奸佞肃法司，这一切都是早就应该干而没干的，当时再干，恐怕未必来得及了。即便在后世皇权独大的伪清，胤禛穷其一生痛饬吏治也无非是人亡政息，弘历初年就冒出了轰动全国的山西学政喀尔钦、布政使萨哈谅两大墨案。崇祯十几年的时候再整吏治、明圣道、正人心、清奸佞，还是那句老话，谁去干？怎么干？从哪儿开始“整”？
“整”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？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收效？河南烧房子的李自成等不等？关外蹲着的辫子们等不等？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，当其时最为紧要的，一是人才、二是粮饷，所求无非“乱世能臣”与“兵马钱粮”二者而已。但在“君子不言利”的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先生看来，所谓“利”不过是小人趋之若鹜的东西罢了，君子治国靠的是“德”。硬是要这位蕺山学派的创始人脱离思想理论指导工作，去鼓捣不屑为之的兵马钱粮恐怕也是强人所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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